致敬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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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奥斯卡评奖季节。对于我,一名奥斯卡委员会成员来说,这预示着许多的活动。很高兴我有幸参加一些非常难得的活动,其中包括与李安的午餐聚会。讽刺的是我怀疑著名公关Peggy Siegel并不知道我和李安30年的友谊,以及我们曾经一起合作制作我们各自的第一部电影!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982年,我离开居住了一年的中国回到美国。北京严寒刺骨,而与年轻的作家/军官/自由思想家王亚平的友情让我感到温暖。我帮助他离开了中国,当时来看是不小的一个任务。他从部队辞职并且接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给予的奖学金。

在学期开始前,他和我父母一同住入位于纽约Scarsdale,一个富裕的郊区的房子。到达不久后他就决定要做一部电影,讲述中国人眼中的美国。而我当时已经有许多重担在身,比如教他开车,银行开户以及去超市买东西是买“猪肉”而不是买“猪”,所以我对此并不是很热心。

我当时带着怒气问他要怎么样筹集到钱拍这部电影。他看着我父母房子周围的房子,得出结论附近一定有一些富人住着。“你觉得你只要在社区里跳着瓦尔兹(当地人几乎没有步行的),沿着很长的车道走,介绍自己说是刚从中国来的,就可以要钱拍电影?”

他真的就是这么做的。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我们的邻居,我们一点也不了解的Dursts一家(在曼哈顿拥有一旦大片土地),以及Toppings家(他们管理《纽约时报》)真的倾囊相助。随后我父母觉得很内疚,于是他们也出了钱。然后他们让自己的中国朋友们也对这部电影产生了兴趣,这些朋友们后来也给予了赞助。

亚平当时在UCLA,他的想法吸引了UCLA电影学院的教授,并且同意借拍摄器材给他。于是,《从东到西》就这样诞生了。

亚平以及另外一个刚从中国来在纽约电影学校学习的年轻姑娘严正安愿意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卡迪拉克穿越整个国家(让亚平想起他在中国看到的唯一的一款车–载着官员的红旗豪华轿车),邂逅平凡的人(以及一些不平凡的人—穆罕穆的.阿里是亮点)。他会问他们梦想是什么,以及对外来有何畅想。

为了和亚平更好的沟通,我们需要雇用双语的团队。当时我们基本没什么钱,于是我们决定从纽约电影学院雇人。结果最后我们找到的录音师是—李安。

在和大家一起驱车横跨美国的时候,李安是最受欺负的。车的空调坏了之后,其他人不愿意开车,而他却好心地开着快要报废的装着设备的厢式运货车。其他人抢饭的时候,他主动最后一个吃。他讲话声音很柔,几乎听不到。

我们有照片证明他当年和现在看起来一模一样,除了头发有些灰白。他总是面带微笑,眼神里透露着沧桑感,因为他清楚地了解生命中共同存在着的欢乐和悲伤。

我第一次看《婚宴》的时候,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同时,也因为如此真实地看到和我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人在银幕上施展魔法而感动流泪。这些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之后我们作为观众,发现李安可以融入任何文化中并且完整地吸收掌握,而他对该文化的展现也是无可挑剔,原汁原味的,无懈可击。他的《理性和感性》让我十分欣喜,因为这部作品是如此的具有英国范儿以及如此富有魅力。

接下来是《冰暴》。其中展现的正是我父母居住的市郊!电影里的火车正是我去曼哈顿时与其他人一起上学时搭乘的。这部电影绝对完整的展现了亚文化的每个细节。至今我都不了解为何这部电影没有像他其他作品一样备受好评。

《断背山》是我最爱中的最爱。在电影开始的几分钟内,我看着希斯·莱杰的脸已经心生不忍。从情感上的深度和细节上,对我来说没有其他任何一部电影像这部一样让我感觉深刻强烈。

其实在2000年,断臂山之前,李安就在稀松的中国电影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我曾在80年代的时候花了很多力气在美国宣传发行中国电影,早在很多人知道中国电影的存在之前。有很多中国电影水平都超越了电影节重视的艺术类电影,但却并没能得到注意。

一瞬间,《卧虎藏龙》便重新定义了中国在世界文化舞台的地位。当中国正在搜寻一种合适的能够展示中国文化并且让世界接受的方式的时候,李安给他们呈现了一种既是典型的又是为世界所热爱的中国文化,既是艺术的又能带来巨大成功的电影种类。

这种精心雕琢的战争艺术类电影不仅意外地流行了起来,而且引来了很多盲目模仿的人(大多数都在名字中引用龙或者虎)。所有这些都帮助中国的票房首次提升到了一个繁荣的阶段。

随着《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展映,李安达到了电影奇迹上的新高度。对我来说,《少年派》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更是一段通过电影展现出来的超俗的,奇妙的精神旅程。

就像李安在午餐时滔滔不绝的说的一样,这部电影是关于信仰的。首先,要完成这样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就是需要信仰的——这一任务就是当屏幕上仅有一个男孩儿和一只老虎时,你仍能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他的人物的那些关乎生死的经历,在情感上,与我们电影工作者所经历的是相似的——被无情的暴风雨连续折磨之后,突然有一天,太阳又奇迹般地照亮了你。现在,太阳正无疑地照耀着李安,《少年派》在世界上打破了多项记录—包括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众以为只在意赚钱的地方。在这里,他们也在寻找人生更深层的意义。

有一次,我去电影《绿巨人》的片场探望李安。我们总是用中文聊天。他给了我许多有关在中国工作的建议(在和米洛斯·福曼一起工作之后,我认为任何导演都比较喜欢用母语说话)。我们讨论了对于我们其中的很多人来说人是生如此跌宕起伏——单纯的亚平成为了跨太平洋的富商;严正安现在作为美国总领事的夫人在上海施展拳脚;在和好莱坞最棒的电影制作人一起工作这么多年以后,我得到了在中国做电影的启发;而李安,出身于一个中国数十年视为仇敌的地方,却现在被中国视为收养的宝贝。没有人可以猜到事情的发展方向。

一个助理给李安了一些馒头(无味蒸出的白色面团),一种中国普通的食品。李安说他现在肠胃不好所以只能吃这个。他慢慢的咀嚼。我观察着这个不太可能的,像僧侣一样的这部大型的电影的总指挥——就像那时拍从东到西的时候一样,李安依然带着他甜甜的微笑以及那沧桑的眼神,他不会提高嗓门说话,也还是把最好的食物留给别人。

赞扬李安就是去赞扬谦逊,坚持不懈,远见,正直——而在人性中我最珍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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